文學作品非字面相似的侵權判定

文章來源: 中國知識產權資訊網
發布時間: 2019/6/24 13:00:00

  6月13日,杭州互聯網法院針對《漢武妖嬈》作者藍紅燕起訴《絲路華夏夢》作者馬某、咪咕數字傳媒有限公司(下稱咪咕公司)著作權侵權糾紛案作出一審判決,法院認定《漢武妖嬈》小說中的故事情節設置屬于我國著作權法保護的表達,《絲路華夏夢》有10處情節與《漢武妖嬈》構成實質性相似,兩被告侵權成立,共同賠償原告經濟損失及合理開支10萬元。目前,該案仍在上訴期內。


  該案原告代理律師、北京煒衡(杭州)律師事務所律師汪維佳認為,該案具有重大的社會意義:首先,原告和被告都是年輕作者,原告作品《漢武妖嬈》已簽約于正工作室正在準備影視化改編,而被訴侵權作品《絲路華夏夢》剛獲得第二屆“咪咕杯”網絡文學大賽次元類最佳創作獎,因此無論判定后者對前者的侵權是否成立都將深刻影響兩位寫作者以及其他年輕作者;其次,該案遇到了著作權案件審理中巨大難題之一——情節相似如何和怎樣認定侵權,《絲路華夏夢》對《漢武妖嬈》的抄襲正反映了近年來很多原創作家深惡痛絕卻又束手無策的“洗稿”現象,即前后兩部作品粗看雖沒有明顯的文字相同,細究卻能感覺到其中情節之間炒冷飯似的搬動痕跡,但這種“感覺”如何轉化為認定侵權的司法標準是目前著作權侵權案處理中的一個最大困難。正因為此,本案辦理過程受到很多作家密切關注,其中不少人閱讀兩部作品后錄制視頻或寫文字稿提供給原告用作證人證言以表支持。


  汪維佳認為,該案原告的一審勝訴,從一定程度上解決了兩個同類案件共同的問題,一是“非字面相似”的侵權認定,二是未完成作品在進行著作權侵權比對時的范圍問題。汪維佳對該案原告作品與被訴侵權作品進行比對時發現,二者實質性相似的部分幾乎都是非字面創作元素——即人物性格和關系、情節安排等——相似,這不僅對律師的工作提出了更高要求,也為司法上侵權認定帶來難度。在庭審中以及庭后提交的代理意見中,汪維佳提出如下觀點。


  首先,總的來說,被訴侵權作品是否侵犯了原告作品的著作權,主要判斷標準應當是讀者的欣賞感受,這種主觀體驗既來自于對作品整體的把握,也來自于對具有特色的凝結著作者個性化勞動的作品要素即語句表達、人物塑造、情節結構、故事核心等其中一個或若干個的相似體會,如若讀者能在閱讀其中一部作品時聯想起另一部的全部或者部分并且產生后者來自前者的感受,那么后一作品就非常有可能抄襲了前一作品。


  其次,兩部作品的故事背景和主要內容、作品立意是一致的,即都是發生在漢武帝登基后及此前十幾年漢匈對峙時期,講述了女主角與男主角一起抗擊匈奴、為維護民族尊嚴何實現人民安居樂業而努力,并最終獲得愛情的故事,表現了多民族共同構建和諧民族關系的重要意義。雖然這些要素并非著作權法所保護的文學作品的“表達”部分,但它們構成了其它創作元素實質相似的邏輯與事實基礎。


  第三,兩部作品中一致的內容可以分為兩大類,一類是有史實基礎的情節和人物設計,另一類是完全虛構的部分。第一類內容的比對需要剔除出自史料的內容,將體現作者創作個性的對史實變動、篡改的內容或體現其對細節刻意選擇的部分羅列出來進行比較。例如兩部小說都描寫了匈奴單于之子於單(于單),史料對這一人物有所記載,但對其個性并無提及,《漢武妖嬈》中寫到於單為人勇敢善于用兵,不受單于喜愛,希望漢匈結好,俘虜女主角后與其化敵為友,得其刮目相看,這些史實基礎之外的內容都被《絲路華夏夢》所用,構成了第一類的內容一致。第二類內容的比對標準相對寬松一些,不需要與史料記載做比較,而《漢武妖嬈》與《絲路華夏夢》兩部小說在這一類上相似的部分最多,例如,兩部小說的女主角都是虛構的,她們都是叛王之女,女扮男裝,因自己的小紅馬而與男主角不打不相識,都參與了政治斗爭和抗擊匈奴,都因緣際會恭送公主和親之后在匈奴又重逢并互相幫助等。


  第四,上述兩類一致內容是否構成著作權法中的“實質性相似”,主要要看它們是否已經細致到體現作者創作的個性、具體到能將不同作品及其構成元素相區分的程度,即構成法律所保護的“表達”而非“思想”。不可否認的是,其中一些情節如若單獨看,只是并不少見的日常橋段,如女主角男扮女裝,被男主角了解真實性別后二人成為眷侶,再如女主角豢養了一匹馬等等。這些橋段可見于其它的文學作品中,每個人對其可以進行不同的創作而形成個性化作品,因此它們應當屬于不能由某個人壟斷的“思想”。但是該案兩部作品中,這些看似“零碎”的情節相似不僅數量大,無法用巧合來解釋,而且連接起它們的邏輯也幾乎相同,如女主角男扮女裝,豢養的小紅馬與男主角所養動物產生沖突而“不打不相識”,出意外時被大夫識破性別但后者被他人告知不得泄露,對男主角產生感情想告知真相又患得患失,性別意識蘇醒后想隱居又抗拒不了政治抱負而積極參與漢匈斗爭,不一而足。這一串以及其它約十處相同情況的內容在編排順序、細節選擇如此一致,不同的寫作者即使面對同一“思想”也不可能獨立創作出這般相似的內容,因此它們已經完全可以界定為實質性相似的“表達”。


  第五,作為對以上幾點的映證,汪維佳發現,《絲路華夏夢》一文中存在很多紕漏,例如第七章和第八章中寫到,華夏五歲時張騫八九歲(八十四章里說當時張騫八歲),二十七章華夏十六歲被趕出張家被迫住進新家,與此同時十八歲的張騫在上林苑打老虎的時候(第二百章),而到了第三十章卻變成了華夏十六歲時,張騫已是二十幾歲(第三十五章),兩人的年齡差距按通說應是十歲左右,無論如何該三組年齡差距的描寫都是前后矛盾的,而且《絲路華夏夢》女主角叛王之女的身份設定對侵權作品情節推動并沒有大作用,女主角人生經歷、人物關系基本與此身份無關,完全是為了“設定”而設定、為了“借鑒”整體人物設計而強搬諸如此類細節。類似的牽強之處就從側面映證了侵權的可能性。


  第六,為了判斷實質性相似部分在兩部作品中的比重,我們需要確定比對范圍。在原告起訴時,被告作品《絲路華夏夢》尚未完成還在連載中,而此前原告曾向被告質疑過兩部作品的相似,那么我們是將《漢武妖嬈》與原告質疑之前已發表的被告作品比對,還是與起訴前已發表的,或者等被告作品全部連載完畢再進行?連載作品作為“分期逐次發表作品”,階段性的作品也享有著作權,原告向被告提示后被告所發表的部分有修改以規避原告作品的可能性,所以應當主要采用第一種比對范圍建議,輔之以第二種范圍。在此前提下,汪維佳發現,兩部作品實質性相似的部分不僅屬于故事的獨創性核心部分,且比重并不小。


  所以,原告認為,被告作品《絲路華夏夢》與原告作品《漢武妖嬈》構成了實質性相似,再結合其他發表時間、原告作品價值、侵權程度大小、被告因該作品所獲收益等因素,被告應承擔著作權侵權的責任。這一觀點最后得到了法庭的認同。


  汪維佳表示,在互聯網時代,文字相似的侵權已經由于查重工具和信息傳遞的進步而逐漸少見,取而代之的是司法認定更為困難、舉證任務更加艱巨、對原創與原創者打擊更加深刻的非字面相似侵權,即“洗稿”行為。該案的一審判決將顯著推動司法對這類侵權行為的認定和追究,從而大幅度改善知識產權保護環境。(柯克)

 

 (編輯:晏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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