專家熱議云服務與小程序版權法律問題

文章來源: 中國知識產權資訊網
發布時間: 2019/6/24 14:26:00

  在傳統的內容分享網站中,如果出現用戶上傳的侵權內容如影視作品等,網站服務者在接到權利人的通知后,要及時刪除相關內容,否則將承擔連帶責任。這在業內被稱為“通知—刪除”規則。但隨著移動互聯網技術的發展,后臺內容存于云端,前端開發基于小程序似已成為行業大勢。如果小程序中或者云服務器中出現侵權內容,網絡服務商如何處理?云服務與小程序屬于法律意義上哪種類型的網絡服務提供者?他們是否適用通知“通知—刪除”規則?如果不適用該規則,那么如何對侵權行為采取必要措施?


  6月22日,由華東政法大學主辦的“云服務與小程序版權問題”研討會在上海舉行,來自學術界、司法界和實務界的專家就上述問題展開了熱議。


  典型案例受到關注


  今年3月,杭州互聯網法院就刀豆網絡起訴微信小程序案作出一審判決,認為小程序服務僅根據服務對象指令為其交互開發者服務器上的數據,類似于《信息網絡傳播權保護條例》中所規定的自動接入、自動傳輸服務,微信技術上無法刪除開發者服務器中的內容,不能僅因為通知了部分作品侵權,便要求微信整體刪除侵權內容所在小程序,因此不適用通知-刪除規則。


  2019年6月,北京知識產權法院在樂動訴阿里云的二審判決中認為,刪除措施不適用于云服務器租賃服務,因為云服務商無法對所出租的云服務器中運行的程序和存儲的內容進行直接控制,所能采取的等效措施是“關停服務器”或“強行刪除服務器內全部數據”——這與刪除特定侵權內容所產生的后果完全不同,可能給云計算行業乃至整個互聯網行業帶來嚴重影響。因此,不應給云服務商苛以過重的注意義務,要求其采取刪除措施,而是可以通過轉通知這一必要措施來協助權利人。


  云服務與小程序應屬于新型網絡服務類型


  對于上述兩起訴訟的相關判決,業內專家認為,按照我國《信息網絡傳播權保護條例》的規定,網絡服務分為自動接入傳輸、自動緩存、信息存儲空間、搜索鏈接四類,不同的服務類型承擔不同的法律責任,其中信息存儲空間和搜索鏈接服務提供者要履行“通知—刪除”義務,而自動接入傳輸、自動緩存則無需承擔該義務。


  小程序案和阿里云案中對相關產品的解釋分別是:“小程序是一個包含了框架層和邏輯層的加載包。小程序的內容都部署在開發者自行架設的服務器上,小程序平臺未儲存開發者小程序的數據且無法進入開發者服務器查看或處理相關內容。”“云服務提供的服務是比較底層、技術性的服務,法律要求云服務商需要對客戶數據保密,平臺對客戶數據會采取一整套的安全體系來確保平臺不接觸客戶數據,并且客戶也會對自己的數據采取各種加密措施。”


  與會專家普遍認同云服務與小程序不同于信息存儲空間與搜索鏈接服務。而更類似于自動接入服務傳輸服務提供者。華東政法教授王遷指出,“小程序平臺商只是為小程序開發者提供了基礎性的接入和架構服務,不同于信息儲存服務提供者,無法對小程序上的具體侵權信息進行準確刪除。”上海大學知識產權學院教授許春明認為,“云服務器租賃服務提供者屬于網絡服務提供者,但不屬于我國《信息網絡傳播權保護條例》規定的四類網絡服務提供者。”阿里巴巴法務總監秦健指出,“根據<電信業務分類目錄>,云服務屬于底層網絡服務即第一類增值電信業務中的互聯網數據中心業務。”


  如果權利人發現小程序或云服務中存在侵權內容,通知要求刪除相關內容,小程序和云服務的服務提供者是否可以執行?


  王遷認為,“小程序平臺在技術上無法觸及開發者服務器內容,更談不上精準刪除開發者服務器中的侵權內容。當“通知”不可能使網絡服務提供者準確定位侵權內容并可以精準移除,“通知刪除規則”便喪失了意義。”上海交通大學副教授王杰指出,“如果你向小程序或云平臺發出通知,平臺只能是把這個小程序或者云整體下架,在很多的情況下并不符合法經濟學意義上的比例原則。”華東政法大學教授叢立先和百度法務部總經理譚俊都認為,“只有在整個小程序就是一個侵權作品的情況下,小程序平臺商才需要履行“通知刪除義務”。華中科技大學熊琦教授則建議權利人應該直接向小程序或者云服務運營者發出侵權通知,從而更能夠有效的而迅速的維護自身權利。


  云服務與小程序平臺應承擔何種責任


  不承擔“通知—刪除”義務并不意味著行業不承擔任何責任。中山大學教授李揚認為,“對于小程序平臺這種類似于自動接入、傳輸和緩存的網絡服務提供者,是不適用“通知刪除規則”的。但是小程序平臺服務提供者應當為權利人設立某種便捷的接收侵權投訴的某種機制,并負有將權利人投訴轉送被投訴人以便被投訴人進行反通知和申辯的義務。”王遷教授認為, “當前存在一種片面化的理解,即認為侵權責任法第三十六條為包括接入和緩存在內的全部網絡服務提供者設定了“通知刪除義務”,實際上法條規定的必要措施并不等于刪除屏蔽措施,其他可以減少權利人損失和保護利益的合理措施,也應該考慮在內。”


  北京市高級人民法院審判長亓蕾指出,“對于類似于接入和傳輸服務的新網絡服務提供者,其在接到侵權通知后,應當在技術可能做到的范圍內采取必要措施,如果采取這些措施會使其違反普遍服務義務,在技術和經濟上增加不合理的負擔,該網絡服務提供者可以將侵權通知轉送相應的網站。必要措施之一可以是轉通知,而不是刪除特定信息。”


  騰訊公司高級法律顧問張奇認為,侵權責任法最基本的規定和原則是過錯責任原則,“通知+必要措施規則”不是一項法定義務,它僅僅是侵權責任歸責需要考慮的要件之一。將是否采取某種措施等同于侵權責任的歸責本身是錯誤的,應該綜合考慮是否采取措施及其他合理歸責因素,尤其應該考慮服務商的性質,有沒有技術能力,有沒有不采取措施的正當理由。實踐中,涉及電信公司等服務商的諸多案例也明確了這個原則。劃分好網絡服務商類型,有助于司法上更好適用侵權法歸責原則。《信息網絡傳播權保護條例》就是良好示范,在專門領域應優先適用。


  參會的騰訊和阿里的企業代表介紹,盡管平臺無法進入開發者服務器去定位和刪除特定的侵權內容,但都設置了明確的侵權投訴機制。來自微信公開資料也顯示,2019年1月至5月,共收到1300多單投訴,下架處理300多單;錯誤和重復等無效投訴超過500單。(本報記者 姜旭)



(編輯:晏如  實習編輯:邵京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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